卡拉马佐夫兄弟 更新至2集

分类：美剧 地区：俄罗斯 年份：2009

主演：Dina Korzun  Sergei Gorobchenko  Viktoriya Isakova   

导演：Yuri  Moroz   

更新：2022-08-12 07:25

简介： 　　 　　 　　推进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情节的内在动力与近代传统文学不同，像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伊格.. 　　 　　 　　推进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情节的内在动力与近代传统文学不同，像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伊格一样，是嫉妒、毒害、卑鄙的化身，这里正义和邪恶是显而易见的，人物的内在是一致的。传统的创作者把故事的冲突安排在不同势力（政治或道德）代表的不同个人之间，故事成为揭示主题的最重要线索，最终好人遭难完成悲剧，坏人受罚完成喜剧。 　　在陀氏小说中，故事的主题并没有那么重要。通过对人物内心完全不同性质的思想交锋，将战场转移到人的心中，也许是陀氏深入洞察人性的结果，但更应该明确的是文学主题的必然策略选择。陀氏的叙事方式与其要表现的主题和高度有关：他的小说所描绘的时代充满了人性的堕落和破坏。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表面平静，实际上暗流强烈，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随时都会爆发出来。作者在小说中一定要反映出这样的社会现状。写的人实际上写着社会。 　　《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群魔》中的塔斯罗夫金、《少年》中的威尔博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德米特里等人格处于分裂状态，精神两端激烈冲突，被意识支配的行为相互矛盾。正因为如此，陀氏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呈现出“双重人格”的特征。 　　这样的“双重人格”对于小说情节的推进是极其重要的。不如说，故事的发展极为依赖小说人物内心的“战场”状况。陀氏小说中人物的“双重人格”并不是以主次明确的结构出现（即，主要人格占绝对主导地位，次要地位受压迫而不出现，只存在于人物的心中，对人物的行为没有很大影响）表现势力均一的力敌（因为主次人格激烈冲突，争夺主导权，所以表现为人物行为模式极不稳定）。 　　除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心理描写部分，出现的故事情节必然会呈现高度的偶然性和跳跃性，对小说人物的行为完全无法理解。例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多米特利打算杀了父亲，但是突然放弃了。伊凡杀死父亲的倾向很强，但总是不行动。在《奥赛罗》中，即使没有伊格的长篇恶毒招供，仅看其行为，也能大致推测出他在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陀氏揭示了传统隐藏的精神线索，外在情节的偶然弥补了内在思想冲突的必然，故事的结构得到了因果圆满。 　　 　　 　　 　　贝尔加耶夫说：“俄国人最常用的语言是启示录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用来表现自己民族的独特特征。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的中心，意味着他们的精神渴望的终结和界限。”。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内心的激烈冲突正是俄罗斯极端民族性的体现。这里与中庸没有妥协，只有“激烈的断裂、火药般的爆炸”（贝尔加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向着终结和界限前进，进行着壮烈的破坏和辉煌的再生。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受到东正教的影响，大多抱有导弹救世的心情。但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科学技术的发展、欧洲理性精神的猛烈冲击下，对宗教的疑问渗透到近代俄罗斯的知识阶层全体，道德失去了宗教的基础，无法在坚硬的物质世界扎根，虚无主义滋生着疯狂。 　　在俄罗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虚无主义和导弹主义或启示录主义的激烈化学反应，最终导致了某种奇妙的融合。“俄罗斯精神的悖论性使得虚无主义和对世界的终结、对新天地的发现的宗教渴望并行进行。俄罗斯的虚无主义是改变形式的俄罗斯的启示录感情。”。 　　这本变形的启示录的情绪可以归结为“圣母的理想”和“索多玛的理想”这两个陀氏借多米利之口所说的话代表了人物精神冲突的两个根源，即精神领域和肉体领域。精神意味着上升、超越或理想主义。肉体是下降、沉没、现实主义的意思。人们住在苏多玛城，这里有柴米油盐的烦恼、肉欲横流的诱惑、生老病死的压迫，有不得不劳动的肉体。但是，他崇拜圣母，渴望在延续千年的基督教传统中，在精炼的宗教精神融合中达到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和解和联合（类似黑格尔的“国家精神”）。 　　这简直是无法消除的矛盾。 　　 　　 　　 　　俄罗斯的人文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奇特。过分浸润宗教，有着理想的特征。精神脱离物质世界的努力，是早已脱离宗教束缚的民族无法完全理解的。禅宗将喝水吃饭、种田等日常生活总结为修行。这是一种东方精神和肉体统一的艺术，西方人很少走这条路。 　　从古希腊的群哲开始，欧洲兴起了提高精神、贬低物质的学说。迟迟不肯退场的贵族传统和宗教统治也许也助长了这种倾向。精神通过语言表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人物的感情纠葛、利益冲突等，最终归结于长篇大论的哲学和道德的探讨。这在中国小说家之间是极为罕见的。中国的小说家往往崇拜无言的语言：不必多讨论，○○就是这样，原因是在行为中，读者可以自己理解。就像《红楼梦》一样。 　　这样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民族属于罪感文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多米利把卡杰琳娜·伊万诺夫那的三千卢布拿到花天酒地，但之后没有忘记归还，这些钱成了犯罪的证据。他说。“亚历山大，我也许是卑鄙的人。也许有着各种卑劣下流的欲望，但是多米特利•卡拉马佐夫永远不会成为扒手。”。他用近乎绝望的努力偿还了这笔借款，避免了成为“小偷”。 　　东方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卑鄙的人”和“扒手”在多米尼克心中有如此明显的区别。“卑劣”是性格和作风的缺陷，“贼”是道德评价。在中国人看来，这两个评价都不是好的评价，而是橡皮球，看不出明显的区别。根据上下文的不同，有时可能是“卑鄙下流”。但是，在多米特利和德斯特耶夫斯基并不是这样。 　　本尼迪克特说“初期在美国定居的清教徒都致力于将所有道德都置于罪恶感之中。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知道现代美国人的良心是如何被罪恶感所困扰的……由于羞耻感而引起的个人激烈烦恼并不是基本道德体系的原动力。”。“真正的耻辱感文化是通过外部的约束力来进行善行的，而不是像真正的罪恶感文化那样通过内心的服罪来进行善行的”。（《菊花与刀》） 　　罪恶感明显来自千百年宗教语言的积累和驯服。从本质上讲，科学是日新月异，教会的权势早就被推翻，尽管宗教权威在江河日下，西洋文明依然植根于基督教的理论，只不过是改变形式的现代代理主义将一些用语置换的宗教主义。 　　与尼采坚决对抗残留在欧洲文化中的基督教基因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试图复活和发扬这种残留的宗教文化。这究竟是一条同一条路，还是一条不回去的路，抑或是一条雾散的无用之路。至少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这样的圣徒般的人物，陀氏克服了罪恶感，相信这是实现人类全体拯救的道路。 　　 　　 详情